權力的任性

$ w1 v- y. [' k. G3 `4 e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　　這個雙休日江西省興國縣的父老鄉(xiāng)親們一定沒過安生，因為他們的法定節(jié)假日被取消了——為了抓捕兩名越獄逃犯，當地政府決定取消周末假期，要求汶上縣干部群眾參與圍捕，具體做法是由干部帶領群眾，3至4人一組，攜帶手電筒和防身武器把守各路口嚴防死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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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如果時光倒流70年，相信興國人民對這種“全民皆兵”的景象并不陌生。作為紅軍長征的出發(fā)地之一，興國素有光榮的革命傳統(tǒng)，70年前該縣人口不過21萬，就有5萬人參加了紅軍，據統(tǒng)計僅在長征路上犧牲的興國籍官兵就有12038人。70年之后，興國再度出現(xiàn)“人民戰(zhàn)爭”的壯觀景象，卻顯得十足荒誕。

, a$ X) d! v/ S0 D+ d　　且不說當地政府是否有隨意取消雙休日的法定權力，就“全民抓逃犯”這一事件本身而言，我們不妨作兩種假設：其一，如果這兩名逃犯僅僅是一般的“小毛賊”，顯然不足以對當地的安定團結造成重大影響，如此興師動眾卻是為哪般？其二，如果兩名逃犯果真是見人就砍的殺人狂，對社會治安威脅巨大，萬一在全民圍捕過程中有普通群眾受到傷害，責任該誰承擔？

$ @' t4 G( k2 R# U　　根據現(xiàn)代政治學常識，除非遭受外國侵略或大規(guī)模，普通公民不負有對抗不直接針對自己的暴力犯罪的責任，特別是當這種對抗可能需要付出較大代價時。而追捕越獄逃犯，顯然就是這樣一種既不直接針對某一具體公民自身、又存在巨大風險的任務。這樣的任務只有公安、武警等特定人員才負有法定責任，其他普通國家工作人員都未必對此“與有責焉”，更不應該強制要求普通公民承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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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強制要求全民抓逃犯，很容易讓人聯(lián)想起上周一河南信陽浉河區(qū)20多所中小學校近千名學生停課撿垃圾，以及今年4月份洛陽法官上街撿煙頭的鬧劇。學生和法官變成了清潔工，普通百姓變成了警察，這顯然是社會角色的錯位。而導致這種錯位的，則是政府職能的嚴重錯位——許多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往往過多地被推卸給全社會。這種做法在現(xiàn)實中屢見不鮮，僅僅從各種宣傳標語中即可見一斑，諸如“全社會動員起來”之類的號召，其工作大多應由某一特定部門負責完成，大多數公民根本無須承擔任何責任。數年之前我曾在廣東梅州街頭看見一則標語——“全社會動員起來，打一場查禁的人民戰(zhàn)爭”，當然要查禁，可我看不出有發(fā)動“人民戰(zhàn)爭”的必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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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而一些本不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，一些地方政府卻擔之不疑?？梢詾榇俗糇C的是，上周二《法制日報》報道說，河北成安縣農民如果想用先割再收的傳統(tǒng)方式收玉米，必須有縣里發(fā)放的《秸稈放倒證》，當地農民就想不通：“難道縣政府還管我們農民是站著掰玉米還是割倒秸稈掰玉米嗎？”

　　該作為的不作為，不該作為的亂作為，這讓我們再一次領教了著名社會學家孫立平先生所說的“權力的任性”。這種權力任性的邏輯是，只要是權力想做的，就是可以做到的；只要權力不想做的，就是與權力無關的。

　　隨著行政許可法的頒布與正式實施，“依法行政”的觀念已經日益深入人心?！叭褡ヌ臃浮?、“法官撿煙頭”等荒誕景致及其所體現(xiàn)出來的“權力的任性”，是對行政裁量權的濫用，也是對“依法行政”的最大戕害。這種“權力的任性”，看上去勢如破竹，威力無邊，而從長遠看，絕對是政府效能的一副“致命毒藥”，如果放任自流，將貽害無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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